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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起源

2011-11-01 16:54:42 本文行家:娜娜开心88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赫鲁晓夫来到中国。参加迎接的有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会客室里,毛泽东只是一般地谈了中国国内的情况:“我们现在确实是出现了大跃进,农村形势很好。”刘少奇马上接过来:“我们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赫鲁晓夫说:“那好办。粮食多了你们不好办,可以给我们

“庐山会议”起源是一九五八年对“三面红旗”的贯彻。“三面红旗”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全称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重要的是“多快好省”四个字。毛泽东最先提出时是三个字“多、快、好”,没有“省”,可能是因为“好”字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包括了“省”。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第八届第二次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形成了一个决议,决议中指出:“会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意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毛泽东论党的建设》第六十六页〕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国务院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强调:毛主席提出在“多、快、好”的原则中,还要加上一个“省”,要节约。《人民日报》在发社论时,做了文字上的调整,以“多、快、好、省”的次序发表出来,成了“总路线”。〔《毛泽东与周恩来》〕“大跃进”是毛泽东看了报纸上的这个提法后,点点头说:“嗯,这个提法很好。”“人民公社”,毛泽东最先是从一些中央领导口中听到的。有一次,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坐在火车上说话时,刘少奇提到了“人民公社”四个字。毛泽东说:“在河南七里营,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马上就都登上报了。”毛泽东看了报纸登出他说的话后,一拍桌子喊了一句:“哎呀,糟糕。捅出去了!政治局还没讨论呢!”另一次,“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

庐山会议庐山会议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赫鲁晓夫来到中国。参加迎接的有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会客室里,毛泽东只是一般地谈了中国国内的情况:“我们现在确实是出现了大跃进,农村形势很好。”刘少奇马上接过来:“我们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赫鲁晓夫说:“那好办。粮食多了你们不好办,可以给我们。”〔《红墙记事》379页〕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上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在中共这个决议里,毛泽东在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的时间后面加上了“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八个字,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毛泽东语)给删掉了。

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明确规定了由人民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是:

——要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渐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灭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

北戴河会议是八月三十日结束的。半个多月后的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二十八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提出与北戴河会议规定的实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不同的另外五条。刘少奇提出的五条是:

——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彻底把妇女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对这五条,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讲的是“建立美好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标志,在河南视察时讲的是“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还把“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看作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这种“家庭革命”,就是康有为《大同书》中破九界中的“破家庭界”。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食产量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毛泽东对一九五八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是这么说的:“去年北戴河会议,高兴中埋伏了不高兴。”

八月下旬,中共通过了人民公社的决议,刘少奇在九月三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就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并以点〔河南和徐水〕带面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浪潮。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八年,在“三面红旗”贯彻落实中出现了“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在这“五风”中主要的还是共产风和强迫命令风。所谓“共产风”就是“三年实现共产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所谓“强迫命令风”就是强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浮夸风”就是比着说大话、空话。一次,毛泽东到河南视察,在召集相关人员了解问题时,谁也不说问题,这时,中央办公厅下放干部(由警卫局和机要室的人组成)河南省荥阳工作团分团的胡秀云,在毛泽东问到她头上时,她似乎是受了什么鼓励,忽然冒出一句:“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四百斤,早晨就成一千斤了?有些干部一个跟一个吹。”

一九五八

“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当时被树为“典型”的河北省徐水县,用“给山药灌狗肉汤”增产,“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

一九五八年出现的错误,有个叫杨帆的作者在他一篇《建国后毛泽东面临的生死搏斗》的文章说,有两种人起了不好的作用:一种是极左的,如陈伯达、张春桥写文章要消灭商品经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另外一种,比如中央的有些领导,本来就不同意公社化,故意给你往坏处搞。这就破坏了毛泽东精心领导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的运动,破坏了三面红旗。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时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十月,毛泽东发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出现的“五风”问题后,要田家英、吴冷西下去调查,临走前,对他们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毛泽东在向吴冷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等人谈话时说:“大跃进是我发动的,公社化是我提倡的。这两件大事到八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我的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

一九五八年的八月以后,毛泽东干了几个月“革命”,十月份回头视察〔还派人到重点地方调查〕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的“高潮”,发现了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的许多混乱现象。针对这些混乱现象,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不无担心地对吴冷西和田家英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

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在一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作者刘西瑞)的文章中写道:

“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当时被树为“典型”的河北省徐水县,用“给山药灌狗肉汤”增产,“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

一九五八年出现的错误,有个叫杨帆的作者在他一篇《建国后毛泽东面临的生死搏斗》的文章说,有两种人起了不好的作用:一种是极左的,如陈伯达、张春桥写文章要消灭商品经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另外一种,比如中央的有些领导,本来就不同意公社化,故意给你往坏处搞。这就破坏了毛泽东精心领导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的运动,破坏了三面红旗。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时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十月,毛泽东发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出现的“五风”问题后,要田家英、吴冷西下去调查,临走前,对他们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毛泽东在向吴冷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等人谈话时说:“大跃进是我发动的,公社化是我提倡的。这两件大事到八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我的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

一九五八年的八月以后,毛泽东干了几个月“革命”,十月份回头视察〔还派人到重点地方调查〕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的“高潮”,发现了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的许多混乱现象。针对这些混乱现象,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不无担心地对吴冷西和田家英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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